古村之友如何通过激活新乡贤,振兴乡村公益事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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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村之友如何通过激活新乡贤,振兴乡村公益事业?

公民公益事业在我国已酝酿多年。我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大力呼吁推广这一事业。比如,有学者曾提出:市场经济推动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,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,而是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公益。这种全民公益的实质就是公民公益,它强调普通的公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。他认为,公民公益寻求共识,强调以政府、市场和公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,化解社会矛盾,给了普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一条柔性理性的管道。

 华南师范大学讲师、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褚鎣老师在《反思慈善改革:慈善的政治属性》一书中,以古村之友为案例,深度解读了古村之友是如何以以公民参与为形式,以公共利益的关注与行动为内容,达成了公共利益的实现。

一、“新乡贤”的辉煌

要解答上述问题,我们必须回到我国社会现实来看。在这里,我们要引入一个参照案例,即由古村之友全国志愿者协会(下简称“古村之友”)运作的“新乡贤计划”。

同时,经过几年的运作,古村之友发现,要想保护古村落,不能只靠传统的“居民发动+资金投入”这种模式,而应深入乡村,培养合适的人才。所以,在2015年,古村之友提出要用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,培育一批古村创客。此后,又经过近一年的探索与调整,到2016年8月,古村之友正式引入了“贤”的概念,提出以道德品质作为古村保护人才培育的支点。由此,“新乡贤计划”得以出场。

之所以会提出“新乡贤计划”这个项目,是因为古村之友发现,导致乡村祠堂变少、家谱失落的关键,不在于资金投入少,人才不足,而在于乡村人心涣散。由于受城镇化的影响,乡村既有的宗族的结构正在瓦解。这种内在的困局外在表现就是宗族文化的弱化。而要解决这一问题,其关键也不在于投入资金的多寡,或引进人才的优劣,而是在于如何重新凝聚人心。

古村之友的这些新乡贤都是从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。它认为,新乡贤应具备如下几个特点:

第一,要在经济上发挥带动作用。古村之友提出,新乡贤必须具备互联网技能,且需要具备可持续的运营安排能力。

之所以要求新乡贤具备互联技能,是因为现代社会资源分布广泛,只有会使用互联网,才能吸引足够多的资源,带动乡村发展。所以,古村之友要求报名的新乡贤年龄在45岁之下,且具备高中以上学历。

之所以要求新乡贤具备可持续的运营安排能力,是因为新乡贤提出的项目不能是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提出来的,而应是可持续的。所以,古村之友要求新乡贤具备市场营销、民俗工艺、文化传承、建筑修复、活动会展等能力。

(新乡贤:留住传统古法制糖手艺)

古村之友认为,新乡贤只有具备上述两项能力,才有可能推动项目的自给自足,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。比如,有新乡贤通过互联网众筹,募集资金,修复乡村旧屋,将之开发成为民宿,并往里植入多重文化元素,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。

第二,要在道德上担当带头作用。古村之友提出,新乡贤不仅要有经济上的能力,还应具有的道德上的先进性。它认为,新乡贤应该“义利并重,以义为先”。

这里所谓的“义”,指的是四种精神,包括:仁爱、担当、奉献、牺牲。这四种精神是递进关系,其中仁爱注重内修;担当重在职责;奉献主张额外付出;牺牲提倡献出一切。

关于古村之友提出的这四种精神,有两点值得注意:(1)这四种精神不包含西方式的道德价值,如正义、公平、民主等。关于这一点,古村之友创始人汤敏的解释是:“这些价值偏规则,虽然也很好,但没有力量。我提出的这四种精神则偏伦理精神。只有伦理性的精神,才有感召力。”(2)义对利来说是重点,利是为义服务的。汤敏认为:我国乡村存在明显的乡土结构。村民的关系不同于纯粹的市场经济主体间的合作关系,而是更注重感情纽带。所以,村民看到别人有钱,还不顾一切的挣钱,不帮助大家,就会感觉人情冷漠。长此以往,相互间的情感纽带就会断裂。而这时,如果新乡贤具备上述四种精神,则会出手帮助大家,修补这种情感裂痕。比如,有新乡贤在修民宿后,开辟空间,作为老人活动场所;有新乡贤捐款设立基金,关照有困难的乡亲等。这样原本受到影响的人情关系就能得到修复,大家心中都会感觉舒服。

第三,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带头人角色。古村之友希望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带头人的角色。过去,当乡村引入外来投资人时,难免会因为投资方的强势,导致村民吃亏。而这又是社会矛盾的隐患,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。而且,在乡村日渐原子化的过程中,投资方要在乡村开展任何工作,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,依次去找村民协商。而在这时,如果乡村有一个带头人,则可以这个带头人为支点,撬动整个乡村。新乡贤可以发挥至少两个方面的作用:(1)代表村民与投资方谈判,协商利益,如采用“租金保底,利润分成”的方案;(2)代表资方,向村民招工等。

第四,打破传统的乡绅阶层的固化。古村之友认为,新乡贤不是传统的乡绅。传统的乡绅是通过科举、财富积累等方式获得身份的。这个身份是固化的,这个阶层也是不流动的。乡绅阶层固然也发挥了稳定社会,传承文化的作用,但是因为身份固化,阶层不流动,所以,它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。而新乡贤则是流动的。所以,一旦有更为出众的人物出现,也就会产生新乡贤位置的更替。

古村之友就是根据这四个标准去选择和培育新乡贤的。据介绍,它目前已经培育了200多名新乡贤,分散在全国各地,但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。

这一项目产生了丰富的产出,具体包括:

第一,经济产出:推动当地经济发展。新乡贤在帮助保护古村的同时,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比如,张会是2016年来到贵州黄泥塘村的,出任镇党委副书记。她发现当地的水族客厅很有特点,就发动水族村民,一起加入到水族客厅的项目中。她发起了一场筹款活动。正好深圳市龙岗区社工委主任赵雄也在当地,于是便将该项目介绍给古村之友。古村之友介入后,向她开放了火堆公益平台,并帮助她开展筹款活动。该项目获得了72名村民的捐助,又通过多方资源筹够了10万元,最终获得配捐的3万元。同时,该项目还得到了新乡贤金奖,奖金为3万元。在水族客厅修复完成后,该项目还与飞越彩虹合唱团达成合作,在项目中植入了文化元素。于是,水族客厅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。

据古村之友介绍,据统计它目前已经在全国完成40个新乡贤项目,其中有10个达到500万年产值。所以,全国新乡贤计划目前的年产值高达5000万。同时,据保守估计,在5年内,它将在全国推动20万名新乡贤,即每个县3名新乡贤,带动200万就业。

(截至2018年6月,古村之友已孵化新乡贤项目300余个。)

第二,文化产出:复兴当地文化元素。新乡贤在当地站稳脚跟后,在古村之友的推动下,会着手复兴当地的文化元素。比如,新乡贤会带头组织,修订家谱,修建祠堂等。

古村之友认为:“古村当中以祠堂为文化的精神高地,以家谱为史志来励志以及传承文化,以祖训和诗词匾额、雕刻作为高级的文化表达形式来传递精神的价值观。”乡村是以这些文化元素来作为情感纽带之承载的,所以,推动这些外在形式的恢复,对于家的情感的传承是很有必要的。

当然,情感纽带的形成,对于经济发展也是有裨益的:一方面,史志传说、文化典籍、祖训诗词和艺术作品等本身就是文化旅游、文化产业、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元素。如果在文化旅游中穿插进一场新村庙会,会给旅行者增添很多乐趣;另一方面,通过将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,也可以对接资源,带动一群人共同从事某一行业。比如,在南方某些地区,经常能看到以地区为界的行业聚集,如房地产村、医药村等。这些都说明情感纽带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意义。

第三,精神产出:恢复当地传统道德。在功利主义的压迫下,传统家族的伦理道德是在步步后退的。这时就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,主动挑战这种现状。

但是,在现有环境下,这类人通常被人们耻笑为愚蠢,不现实。比如,一有人谈担当,那些不敢担当的人就会在旁侧嘲笑他,对他指指点点。所以,这时就需要一个机构介入,帮助这些人,给他们以关怀,让他们大胆向前。这样,一种正能量的价值观才能成为主流,在功利主义面前站稳脚跟,成为与理性支柱并立的情感支柱。

古村之友在这方面的产出是很明显的。但凡有新乡贤介入的地方,当地的价值观就都得到更新,比如,人们会变得更为关心村内事务,也愿意关心彼此。

正是由于“新乡贤计划”切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,所以该项目一经推出,立刻赢得政府的欢迎。目前,已有多地政府与古村之友达成了合作。比如,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与古村之友合办了第一书记扶贫创客大赛;山西省郓城市市委宣传部与古村之友合办了新乡贤大赛。而且,政府不仅出钱兴办活动,还向参加活动的项目提供配捐,甚至是直接资助。比如,在福建柘荣书院修复项目中,政府发现该项目获得大量传播,且带动当地村民积极参与,所以,省市两级政府共同投入30万元,帮助修复该书院。

(山东扶贫创客大赛)

二、慈善的伦理性

那么,新乡贤是不是一个公益项目?它有一些看似是公益项目的要素,比如,它带动公众参与,共同努力解决社会问题;它的产出又是具有公益性的,满足了相当多的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,比如带动经济,兴修书院等。但我们认为,这些公益元素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公益项目。新乡贤计划的落脚点不是公共利益,而是伦理道德。我们有三个理由:

第一,新乡贤计划主旨的重点不在于实现公共利益。在前文中,我们提及,新乡贤计划的主旨是“义利并重,以义为先”。这说明它的主旨的重点不是公共利益,而是伦理道德,否则“义”就不应在“利”之前。

第二,新乡贤计划的基础不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主张。新乡贤计划虽然也调动人们的利益诉求,即以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的方式,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,但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,利益诉求却不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支脚。相反,新乡贤计划的重要落脚点是人际关系与情感纽带的培育。新乡贤计划将较大的力气投入到遴选和培育乡贤上,并以此为着力点,建立围绕在新乡贤周围的关系网络和情感纽带。这些做法是正统的公益项目所不会涉及的。正统的公益项目应将目光聚焦在项目上,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,而不是分大块的精力去培育什么人际关系与感情。这也说明新乡贤计划的依托不是公共利益,而是情感。

第三,新乡贤计划的主要成果不是公共利益。新乡贤计划的成果有很多。其中有不少是有关利益的内容,如乡村书院、乡村文化、土法工艺等。但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成果,因为这些成果的产生都是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果做准备的,即伦理体。

所谓伦理体,又称伦理体系,即以家中的情感为内核,以家人为元素,以伦理关系为经纬的集合体。要理解伦理体,必须先理解我国社会。众所周知,我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,即一个以“家”为基本形态的伦理体。我们中国人分辨与他人关系的亲疏,重点在于看对方是否是“自己人”。如果是自己人,便予以信任;反之,则疏远之。而这是否是“自己人”的判断,其背后潜藏的是一种伦理关系构建与否的判断,即将对方是否将已被纳入到了自己的“家人”的范围之中。只不过,这种家人是一种扩大化的家人,是一种关于家之伦理的扩大化认识的产物。而基于这一认识所凝聚形成的群体也即上述伦理体,或“家”。新乡贤计划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培育了这个伦理体。新乡贤计划的所有产出,包括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等都是围绕于这一目的而准备的。如果这一产出不能出现,其余产出便没有意义,这个项目就是失败的。

只有理解了这一点,我们才能理解新乡贤计划为何要提出那样古怪的宗旨,要做那样费力的培育工作。其实,它并不是想要做什么公益事业,它想做的就是培育这样一个牢固的伦理体。这个伦理体是我国社会的根基,只有能够重构这样的根基,我国社会才能长久稳定与发展。

而只要搞明白这一点,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,新乡贤计划的主要成果断乎不是公共利益,因为公共利益只讨论“正义”,而不涉及这种家人之间的伦理问题,公共利益要构建的社会形态是契约式的共同体,而不是家。

所以,我们认为新乡贤计划绝不是一个公益项目。那么,它又能是一个什么项目呢?

我们认为,它是一个慈善项目,而且是一个中国式的慈善项目。它将重点放在了“家”的伦理上,并围绕它做了两件事情:

第一,培育熟人关系网络。熟人关系网络是伦理体的基础。人与人之间只有先熟络起来,才可能建立起所谓的家人间的伦理关系。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,需要双方都放开心扉,将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熟人圈中,将对方当做“自己人”。

新乡贤计划在这方面施了很多力。比如,新乡贤计划只选择能够凝聚村民的申请人成为新乡贤;新乡贤计划帮助新乡贤筹集资金,共同完成乡村保护项目;新乡贤计划带动新乡贤修建祠堂,修订家谱,复兴乡村文化等。

第二,在关系中填入“爱”的情感。有了熟人关系网络,不代表伦理体已然成型,因为这时我们只塑造了伦理体的形式,却没有填入伦理体的实质。这一实质就是“爱”的情感。一个伦理体中的人,只有相爱,才能凝聚。

笔者在这里提及的爱不是西方所谓的“博爱”,而是家人之爱。在家的结构下,人们的爱都指向自己的家人。人们爱自己的家人,并愿意接受家人的爱。只有这样,才能形成一种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伦理体。

新乡贤计划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。比如,新乡贤计划主张以义为先;新乡贤计划梳理并公开新乡贤的四种精神;新乡贤计划要求新乡贤不能只顾自己挣钱,必须要注重乡村情感平衡,要回报村民;新乡贤以家谱、祠堂等为载体,重新凝聚人心,汇成一个爱的网络。

所以,新乡贤计划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建立了一个以熟人关系网络为基础,以对家人的爱为内核的伦理体。这是新乡贤计划的主要内容,也是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面向。

基于上述分析,我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,即慈善事业不能仅有利益这一个单一面向,而更需要情感这一面向。慈善事业的重要依凭是伦理体,而它的重要作用也正是促进伦理体。

由是,我们看到,乡人之间的救助,立足于同乡之情,表现为“爱”的情感的注入。而这种救助之所以能够实现,正是立足于两人同属于一个伦理体;而其之作用也正在于巩固这一伦理体。

但如果这一事情是出现在两个纯粹的陌生人之间,则人们多会考虑利益得失,而不愿意轻易出手。究其原因,就在于两者不属于同一个伦理体,则慈善的伦理性也将无的放矢。

同时,我们认为,人的抉择皆是由两条脉络支撑的:情感与理性。在情感全然退场的情况下,人们就只有凭据理性来作出决策了。这就是利益选择之由来。

本文收录于褚鎣:《反思慈善改革:慈善的政治属性》一书。

本文转载自南山慈善学人,有删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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